按月份归档：七月 2008

其实有看博客习惯的人，基本都不会不知道zuola同学的。以下是德国之声写的zuola。转载自：德国之声 根据我的了解以及阅读范围，zuola确实是大陆公民记者第一人。 互联网将给中国带来资讯的解放和生活的民主吗？很多人问这问题，却没有人能够给出明确的答案。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一旁，先行动起来，利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上的全民平等，积极参与社会进程。在这些行动中，”公民记者”成为最新，也是最有号召力的社会与网络行动之一。周曙光被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公民记者，上周末，他给同龄人上了第一节”公民记者课”。德国之声记者多马走近其人，给你一个真实的周曙光。 上课的时间是星期六的晚上，地点在离清华大学南门不远的”避风塘”酒吧里，主讲的周曙光站在投影仪的大屏幕前显得个子矮小，讲课也不断被邻桌的讲话声和笑声压倒，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来听课的二十几个博客写作者的兴致，他们喝着付18元钱可以不断续杯的饮料，认真听讲，心中多少都对讲课的周曙光小有敬意。 周曙光描述了站在听课者面前的感受：”避风塘里面是一个所有人共享的大空间，所以我讲话都必须特别大声。不过他们的注意力是在大屏幕上面的，所以他们获得信息还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他们都是冲着我来的，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被人崇拜的明星一样。” 周曙光讲解的并不是新闻学原理和采访技巧，而是各种为成为公民记者所必需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比如GMAIL、Skype、Blogger.Com等等。实际上，来参加讲座的感兴趣者大都学习过新闻专业，或者在从事网络报道工作，不过他们对于公民记者的概念，操作的方式，甚至硬件技术都不甚了解。 周曙光说，他讲的东西听众都表示没有听过，所以他讲的时候都会问大家能不能听明白。他说他只是提供一些线索，还有一些软件的网址，让听众利用网络去学习。 公民记者的概念出现在2000年之后，到目前为止尚无确切的定义。不过，它基本上体现了这样的理念：在互联网时代，因为每个人在技术上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发送者，所以，每个人也就成为了潜在的新闻记者。而这种以公民身份参与的新闻信息的传播就被称为公民新闻，采制这种新闻的人就被称为公民记者。 周曙光就是因为在中国第一个亲身实践公民新闻的采制与发布，成为众多网民和新闻界关注的焦点。周曙光1981年出生，1999年开始上网。他没有完整地读完高中，大学也只读了一年多。不过通过自学，他熟练地掌握了互联网技术。从2001年到2005年间，周曙光曾受雇于几家公司，担任网络管理员。其间他也开始在自己的名为”周曙光的网络日志”的博客上，以Zola为笔名发表文章。而他目前的职业则是菜农。这样的身份似乎很符合人们将公民新闻定位为”草根新闻”的定义。 周曙光的父亲是退休煤矿工人。母亲没有工作，家里有兄弟姐妹五个，都靠周父的工资读书长大。 2006年5月，周曙光在个人博客里发表了讽刺百度网站的审查制度的文章，个人博客的访问量飙升至2万。2006年8月，他揭发某公司的商业骗局并拒绝该公司的贿赂，得到了更多网民的支持。 真正带给周曙光公民记者身份的事件是这样的：2007年，他以个人媒体的身份报道了重庆杨家坪拆迁事件，采访了著名的”钉子户”吴苹夫妇。他采写的新闻为他的博客带来了18000多的点击量，而他自己的公民记者行动也受到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南方都市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等大型媒体机构都报道了周曙光的行动。毕竟，在新闻媒体受到严格审查的中国，普通人很难接近主流的大众传媒，而一般网民则主要是在自己的博客里抒发心情，与此相对，周曙光的行动显得特立独行。正如«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报在对他的报道中评论的:”特意从外地赶过去做博客报道的，目前大概只有周曙光一个人。” 也正是在这次报道重庆钉子户的过程中，周曙光第一次听说了他自己实际上已经在实践的”公民记者”的概念。他说：”我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概念，去年我一个人身份报道重庆最牛钉子户的事情之后，就有人提出了这个概念，说国外很流行，但中国很少有人知道。从那以后，就有很多人提到这个概念了。” 那么，对于实践者周曙光来说，公民记者意味着什么呢？”公民记者就是以老百姓的身份，在公民和公民的对话过程中去了解事情的发展过程吧，他在事件中就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 2008 年7月，周曙光又在他人的资助下，亲自到贵州瓮安了解发生在当地的民众烧毁警察局的群体骚乱事件。他从自己所到之处，不断发回新闻报道，其中包括很多照片和视频资料。这些资料在互联网上流传，并被国内外的大型媒体转载，一时间周曙光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迎来了自己公民记者工作的第一个巅峰期。 就在周曙光的公民新闻行动给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的大众传媒带来新的气象与可能性的时候，也有人开始批评他的行为。有人批评他的报道不够专业，有人说他账目不清，更多的批评者则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出名。那么，周曙光是怎样回应这样的批评呢？他坦承，一方面，他当然愿意出名，不过也提到，他的行动还有别的动机。”一方面是好玩，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又有用，又有趣，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完美的事情了。” 批评者常常忘记了周曙光提到的，做的事情不光要有趣，还要有意义。周曙光的新闻报道常常关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比如上访者和被迫拆迁者等等。对他来讲，公民记者行动中所号召的人人提笔记录自己的生活，有着非凡的意义。他说:”维护自己的权利，是可以让这个社会大环境变得更好的行为，所以维护自己就是维护这个社会。” 中国著名的学者崔卫平教授也非常赞同每个人记录自己生活的行为，在她看来，记录生活有着除了维护自己权力之外，更重要的意义。她说:”我认为这种形式跟纸质媒体相比，它讲的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不能说它不具有新闻意义，如果能让媒体变得更多元的花，这种报道也是很有意义的。周曙光是在有意识地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如果大家都来写身边的故事的话，尤其是一些掉在缝隙中的事情，会使人们保持一定的社会道德敏感性。” 从普通的网民到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进程的公民记者，这中间自然要经历许多过程，不过一旦行动者自觉起来，参与其中的人数和他们带来的影响将是深具潜力的。在这方面，韩国的网民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例子，韩国的”Ohmynews 我的新闻”网站，从2000年2月创办以来，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网络新媒体，而该网站上登载的新闻，主要来自于社会普通市民。网站创办时，市民记者数为 727人，而现在人数则超过38000， 点击率为每日200万次。 周曙光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公民记者的身份是尴尬的，因为所谓公民记者，提倡的就是人人都来参与新闻报道的大众活动，而不是一人因为实践”公民新闻”而成就个人主义的英雄。周曙光也看到这一点:”我不应该每次都冲到第一线的，而是教会更多的人都成为公民记者，所以我打算去做一些培训或是创办一个公民新闻网站来汇集和组织这些新闻线索，也许会做一个公民媒体。” 而上个星期六的第一节”公民记者”课，就是他实践公民新闻的大众化的第一步。 在周曙光的个人网站首页上，他抄录了安葬于西敏寺的英国主教的墓志铭，也许这句话代表了这个不典型的80后的社会理想，这句话也许也可以回应他的反对者对他的批评，墓志铭中这样写道: “当我垂垂老矣，我终于顿悟了一些事:我应该先改变自己，用以身作则的方式影响家人。若我能先当家人的榜样，也许下一步就能改善我的国家，再后来我甚至可能改造整个世界，谁知道呢?”